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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1/29|點擊:10


亞洲已成爲世界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區域和有力推動者,這得益于亞洲的持續安全和穩定。其中,海洋秩序的安定功不可沒。在世界呈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制度和國際秩序面臨重大變革和嚴重挑戰的現今,如何構築亞洲海洋新秩序,是亞洲各國需要共同考慮的時代命題,因爲其直接影響亞洲未來的發展和繁榮,尤其關聯海洋的安全秩序和共同利益。對此的中國方案是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

遵守規範海洋秩序基本制度的必要性

衆所周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綜合規範海洋事務的基本法律制度,並成爲維護海洋秩序的關鍵性制度,各國必須遵守並制定國內海洋法規。這是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本身的全面性和權威性決定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也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或缺陷,例如,對國際海底區域開發制度上的財政負擔和技術轉讓要求等方面存在不同的意見,專屬經濟區制度的創設使國家間海域重疊現象增多並呈現需要劃界的多個事件,對專屬經濟區內權利歸屬含糊不清的內容僅有預備性的條款,因對島嶼概念要件的模糊性呈現不同的解釋或對立的分歧,對一些關鍵性的用語並未作出規範和界定,等。但這些缺陷並不能否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處理海洋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因爲它是對習慣法的編纂,尤其是對多種海域和海洋功能做出的全面的制度性規範,所以對維護海洋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充實和完善海洋法基本制度的業績

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存在上述局限,也存在对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海洋生物基因資源的利用、海洋保护区的设立等)因受意念和技术等的制约未予探讨和规范的不足,所以在国际社会出现了对其予以补充和完善的趋势和要求。在这种情形下,国际社会经过多年努力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文以外制定了与其构成一体的二个执行协定并正在通过举行政府间会议制定第三个执行协定而努力,以补充和改善相关制度的缺陷和不足。这些执行协定分别为:(11994年《關于執行19821210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1部分協定》;(21995年《執行19821210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養護和管理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遊魚類種群之規定的協定》;以及(3)預計于2020年完成的“國家管轄範圍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養護和可持續利用問題執行協定”(簡稱“BBNJ執行協定”)。換言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經曆了其通過、發展的二個階段後,正在向第三個階段(補充完善生物多樣性制度)邁進。

国际社会除了补充制定规范性制度如上述那样的执行协定外,国家实践尤其是国际司法判决和仲裁裁决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制度,以使其制度和原则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例如,国际司法和仲裁機構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已经细化了“衡平原则”的具体原则和要求,确立了“三阶段划界法”的规则。

亞洲在維護海洋秩序上具有重大責任

亞洲是一個周邊環境複雜、曆史淵源多樣、文化文明多元的地理單元,在海域地理形態上是一個半封閉的區域,同時,在亞洲尤其在東亞存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遺留的多個海洋領土爭議問題,所以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亞洲多國面臨的重大挑戰,直接考驗亞洲人民的集體智慧和創新理念。

一般認爲,在領土主權問題上相關方很難作出實質性的妥協和讓步,因爲這關聯曆史淵源、國民感情和經濟生活等多個方面。同時,各國多采取對自國權益有利和有益的主張和態度,並找尋對其有利的證據,這不僅增加了辨明事實本質和立場的難處,而且如果處理不妥,則會發生嚴重的沖突性事故,進而影響國家之間的關系,破壞國民之間的感情。但依據曆史和法理尤其是國際法,對這些爭議問題進行分析和論證、舉證,並采取和平的方法予以解決,無疑是各方應該遵循的重要准則,即遵循“依法治海”的原則,包括依法主張權利,依法維護和使用權利,依法解決權利爭議。

應該指出的是,這裏的“依法治海”中的“法律”是指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和同意的國際法的原則和制度。如果對其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認識,則需要通過協商談判予以溝通並在對方或相關方同意後才可適用,特別是對那些原則和制度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行爲時,異議方具有讓對方信服的舉證責任。

不可否認的是,盡管在亞洲尤其在東亞存在多個海洋領土爭議問題,但迄今並未發生相應的重大沖突和安全事故。這得益于相關國家在對待這些問題時的立場和態度,尤其是在相關國家之間簽署了多個具有延緩爭議和沖突升級的原則性共識和宣示性文件,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也爲其他地區和國家解決相關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和借鑒。

在海洋日益成为国家、地区重要依托的现今,如何综合性地管理海洋,包括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海洋資源、维护通道安全、保护海洋环境、合理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充分地进行海洋监测和信息交换等,是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应该考虑的重大问题,所以,如何从大局、全局出发思考海洋,包括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具体的对立和分歧,是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安全的重要保障,以构建和实现亚洲海洋命运共同体目标。

中國維護海洋秩序的立場和態度

随着中国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中国具备了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基础和条件,所以中国开发和利用海洋的空间和資源的力度和频度加大和加快了,并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性目标。为此,在国际社会包括在亚洲出现了“中国海洋威胁论”的观点。尽管中国依据习惯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断地制定和完善国内海洋法制度,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但也存在国内海洋法制度中的一些条款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不一致的情形,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分歧。

針對海洋問題包括維護海洋秩序在內的中國的立場和態度爲,首先,主要通過政治協商談判解決問題;其次,利用政治方法無法解決問題時,則通過制定危機管理制度以管控分歧;最後,待各種合作加深並提升政治互信後,采取包括共同開發在內的方式最終解決問題。這樣做的目的是,使海洋成爲和平、友好、合作之海,並爲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提供保障和經驗借鑒。

總之,海洋是穩定亞洲的重要依托和基本保障,包括海洋通道安全在內的海洋秩序是亞洲國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關切,必須由多種主體參與其進程,爲海洋的綜合性管理能力的提升作出貢獻,即海洋迎來了由“用海”到“護海”和“自由用海”到“治理用海”的新階段,這是亞洲國家對待海洋秩序的新要求和新態度,即構建亞洲海洋命運共同體。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海洋战略研究室主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高级访问學者,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客座研究员。

來源文彙網201911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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